汉语的更新改变了思维方式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追寻现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追寻现代中国的一个过程。
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转型,是从1895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失败引发维新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1840年以后的50多年时间,可以看做是一个序幕,中国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要在文化上、制度上有什么改变。鲁迅评《红楼梦》时说过一句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红楼梦》那个时代,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大一统集权制已面临崩解,曹雪芹领会到了大厦将倾,借贾宝玉夫子自道,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觉悟,但结局是看破红尘。我们今天特别推崇康、雍、乾,自豪于所谓“康乾盛世”。殊不知有盛必有衰,所有“盛世”都意味将走向“衰世”。统治者制造出来的“盛世”,不能说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在某些物质方面也确能提供一些保障,让你吃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穿得更漂亮一点。但“盛世”的背后一定是危机。所以,还应该记住另一句经典——居安思危。
历史一定是曲线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的进程也是波浪式的,只不过曲线的波浪比较小,波浪震荡一下,很快就会过去而已。美国可以300年内基本上保持稳定,是因为政治制度不动,宪法几百年没有大的变动,最多增加几条修正案而已。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四年一轮的选举也照样举行。英国与美国体制不同,它是君主立宪制,在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袖丘吉尔就得下台,因为建设的时期到来了,不再需要战争英雄,而需要新面孔。但是,一个没有迈进现代制度轨道的国家,起伏就会非常大。意识到起伏的规律,意识到时代危机的,往往是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这些人就是这个民族的先知。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近代的转型才真正上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按照原来的道路走下去已经走不通了,必须要做出改变,必须要有新的东西。于是,出现了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
在这个段落当中,文化思想层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他们俩很不一样,可以说构成了一种平衡,一种互补。
梁启超主张改良,主张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办《新民丛报》以及其他很多刊物,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新民说》。他提出了“新民”这个词,而且大量使用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概念、术语,比如,国民、权利、公德、进步等一系列我们今天还在用的词。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自由”这个词是梁启超直接从日语译过来的。严复就不使用“自由”这个词,他认为在中文里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国人会以为自由就是没有任何约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严复再三斟酌,想出了一个词,这是一个真正的好词,叫“群己权界”。“群”是多数人,是群体;“己”是个体,是自己。自由就是做不伤害他人的事,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事。严复认为,“群己权界”这个复杂的词组,能更准确地表达自由这个概念。先秦汉语里虽然已出现过“自由”这个词,但与今天讲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概念的含义不同。是梁启超这些人从外来词中引进中国,一经引入就赋予了它们新的涵义,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汉语开始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有了改变。在此之前,我们只有专制没有自由,只有王权没有人权,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只有帝王的权力,而没有人民的权利。有了这些概念,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悄悄开始了更新。
文化的两脉传承
如果我们说,梁启超是一个引入了外来文化因素的人,那么,章太炎就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构成了思想起飞的双翼。
章太炎最崇拜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太炎”。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其国学功底之深,可谓后无来者,在中国读“四书五经”的人当中,名望极高。他的主要观点是种族主义,纯粹的种族主义。戊戌时代他主张改良,戊戌之后转向反满革命。这么一个资深的、国学深湛的人挺身而出,号召排满。影响之大令孙中山极为感佩。孙中山自述,自从章太炎出来以后,江南读书界对清政府的看法开始改变。其次,他信仰共和,主张建立法治。但是,他不是从西方现代政治,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思想资源。他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商鞅,一个是韩非子,所以,他的“法治”是“法家的治”,实际上又回到古代去了。后来,他干脆主张“五个无”:无政府、无人类、无聚落、无众生、无世界……什么都无,又到了佛学里面去了。
章太炎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在倡导种族主义上面,是一个有大功的人。在日本时,鲁迅、周作人兄弟都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前身叫京师大学堂,早期是桐城派的天下,等到蔡元培当校长前后,桐城派被章门弟子所取代,黄侃这些人基本上把持了北大整个文科的位置。
对政治制度的认识,章太炎与梁启超,构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前者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中心人物之一,后者是辛亥革命时期主张革命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文化上,他们各有千秋,但是,他们的主张不一样,他们思想的方向不一致。
举出他们两个人来,是为了与下一个阶段的两个重要人物作对比,并试图分析这两对人物之间的传承关系。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近代转型。在这个历史段落中,胡适与鲁迅作为文化上的代表性的人物,替代了梁启超与章太炎。梁启超与章太炎,胡适与鲁迅,构成了传承关系。这两对人物,前者都比较深刻,后者都比较浅显;梁与胡相对比较温和,章与鲁相对比较激烈;从梁到胡,脉络是自由主义,从章到鲁,是指向国民性的;梁与胡接受和使用了更多西方资源,章与鲁更多的是来自本土资源,则把中国本土的文化发扬到极致。正是他们的异同,构成了中国近代转型两个段落当中的不同侧面,缺一不可,他们互为存在,一个成为另一个的见证。
不同的是,从梁启超到胡适,最后指向的都是制度,他们所倡导、向往、主张的,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与世界文明国家接轨的制度。而从章太炎到鲁迅,本质上都对政治不屑,最后都指向了无政府主义。
章太炎与鲁迅在哲学、文化上的虚无主义的倾向,也许是两者内在最相通之处。这一点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我们读鲁迅的《野草》,那种骨子里的虚妄、绝望和虚无,是从尼采那里来的,也是从章太炎那里来的,是很相似的东西。鲁迅懂一点外国,但是主要来自德国,尼采、叔本华都比较极端。所以,他缺乏的是平衡、是宽容。
作为本民族的思想家,梁启超和胡适,章太炎和鲁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都是民族的灵魂,都能够代表近代中国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一脉更具有建设性;从章太炎到鲁迅这一脉更具批判性。一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上不能没有批判性,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一个民族仅有批判性是不够的,没有建设的批判是没有用的,何况缺乏批判的建设是不存在的。只有这两者合在一起,两个轮子一起滚动,历史才能前行。
思想家是民族的推动力
如果从学术上说,出现在近代中国转型期的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这些人,他们在学术的原创性与深度来说,都在梁启超、胡适之上。但是,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影响最深、最大的往往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思想家是一个民族的推动力。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制度创造的背后,首先是思想创造。没有思想,制度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来。英国的现代制度起源于哪里?它首先来自包括洛克在内的一批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人和这些思想的出现,使英国产生了代议制,出现了市场经济。当然,洛克的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在那块土地上世代累积,由他整理成熟的。
我不是强调思想决定论,但是,思想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走向。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与这个民族历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一定相辅相成。比如法国,不是因为有了戴高乐这样的人,有了历届的总统、将军,而是因为有了18世纪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这些思想者,法国的制度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法国的文明才是今天的这个面貌。对法国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并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是大脑,政治家、将军是手脚,是行动者,手脚由大脑来决定。
中国也一样,在近代历史变迁当中,最根本的变迁就是思想的变迁。我为什么将1895年以前的中国仅仅看做是近代的序幕,认为真正的近代还没有出现,就是因为还没有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1895年之后,梁启超、章太炎,包括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这些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历史才真正发生变化。“五四”最大的成就就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人登上舞台,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走向。
当然,思想家的力量不是雷霆霹雳、疾风暴雨,思想家是和风细雨的,是“润物细无声”,是阳光、是空气、是土壤。思想家总是会比时代超前一点,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广泛地接受他们的思想与观点,思想家注定成为孤独的失败者。
然而,这种失败只是就某一个时段而言。权力总是一时一地的,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思想的力量是永恒的。一个民族的思想精英,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而失去价值,往往时间越久,其价值越彰显。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还在谈论孔子与老子,谈论梁启超与章太炎、胡适与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家不存在成与败,只存在是与非。“是和非”正是宇宙的定律。宇宙定律中最根本的法则,在西方人看来,叫自然法,也可以叫人性法。简单地说,就是只问是“是”还是“非”。这是思想家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终都没有能挡住日本入侵,没能挡住国内战争,没能挡住暴力改变中国的走向。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走,这完全不足以证明他们作为思想家的价值失效了。遗憾的只是,中华民族要承受更多苦难,更大浩劫。
退一步讲,他们这两代人的努力,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成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表述方式;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开始跟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这是他们了不起的成功。总体上讲,从晚清以来,以他们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开始从儒家文化独尊的一元文化向多元的思想发生演变,到“五四”之后,更是百花齐放。虽然最终又逐渐回归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尊的一元化状态。从一元到多元,又回到一元,最近这三十年,又重新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演变。中国在这条路上刚刚走了一小步而已。我们要在思维方式上跟人类主流文明、普世价值对接,变得更加多元,以更多样的眼光、更宽广的气度去看待这个世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傅国涌为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