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沉沦与知识分子应负的责任
2010-7-15 转载自:陈有西学术网
(草稿)
刘松萝
[说明]一直想写的题目。由于涉及的头绪太多,没有完成。近来,在写作《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停止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其中包含这一问题,故写下了要点。
眼下,有一种通行的思维方式:有官员的腐败在,有大恶在,指出社会其他的问题就是小题大做,就是故意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沉沦,都不可能仅仅是由官员造成的。
我不否认,官本位制度的存在,腐败的存在,言论自由的不足,是造成目前种种社会弊端的主要原因。我也同意,有些知识分子的卑劣言行,与社会的腐败是分不开的。但是,这绝不是说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言行独立地承担责任。
德国人在回顾二战期间纳粹的暴行时常说,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负有责任。
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听到过有一种模仿港台腔调的说法:随着朝野的良性互动,中国一定会走向进步。时间在流逝,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良性互动,恶性互动却是存在的。
在这里,我拿出准备中的文章,《民族的沉沦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中的部分观点,谈一谈在腐败之中,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1. 官本位制度是官方建立的。开始的时候,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反对的。过了没有多久,很多知识分子就适应了。大学衙门化,研究机构衙门化也很快出现了。以后,官本位的强化与知识分子是分不开的。
2. 由于没有认真清除文革的影响,文革式的思维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传到了下一代人。改革中出现的冒进和蛮干,就是文革思维的表现。有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文革思维的表现。有意思的是,很多企业家,包括没有文革经历的年轻企业家,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是文革式的。
3. 关于暴君崇拜,很难说是官方所为。不能不说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沉浸在文革思维当中,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左派知识分子热衷于颂扬诸如萨达姆和金正日那样的暴君,而一些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又卖力地为暴君翻案。不但以往的秦始皇和武则天成为明君,而且祸国殃民的王莽和隋炀帝也受到了赞扬。
4. 由于受到港台文化的影响,辫子戏从流行走向泛滥。在一个信仰缺失,集体无意识的社会里面,辫子戏极大地扭曲了社会的价值观。
5.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曾经拓宽了人们的视野。随后,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又把人们的思维引向旁门左道。
6. 暴君崇拜打碎了人们对正义的信仰,公然宣称强权就是真理。辫子戏直接把领导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上下级的关系变成了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则明确地告诉我们,除了法律之外,还有一套依靠强力运行的潜规则。这些歪理邪说,无疑为酷吏和贪官提供了胡作非为的依据。
7. 王朔先生的小说,曾经具有反对虚假道德的价值。以后,王朔作品被赋予了更高的意义。随着王朔的崇拜者成为官员和学者,他的作品中消极的一面开始显现。“我流氓我怕谁”和“无知无畏”,变成了一些人的信仰。有人认为,有了流氓手段,我们就可以抗拒强权了。而在实际上,强权一旦流氓化,民众的噩梦就到来了。
8. 改革以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的应用,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解存在偏差,又过于自信,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教条主义。
9. 纵观世界各国,没有把经济学当做指导思想的。经济重要,用经济学也可以解释政治、社会和法律现象,但经济绝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有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目的理解为赚钱,再用经济上合算不合算来检讨政策的得失,误导了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10.急功近利的社会经济政策,造成了拜金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和为富不仁的责任不在知识分子身上,但一些知识分子对拜金主义的认可和宣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事实证明,那种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社会矛盾都会随之解决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对于社会矛盾,必须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遗憾的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极左派在鼓吹阶级斗争,而极右派在宣扬资本天然合理。茅于轼先生提出“为富人说话”,挑起了贫富问题大讨论,加剧了社会的割裂。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12.严重的贫富对立,加上拜金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造成了极端主义的思潮。一些社会上的活跃分子坚信优胜劣汰,无视民生的需要,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劳工的权益。某些并没有在社会上占据有利位置的人们,却对大众表现出穷凶极恶的态度,宣称要淘汰甚至消灭穷人。在土地资源紧张的中国,把房地产当做支柱产业,并且放任房屋的囤积和炒作,是政策的重大失误。而一些知识分子把房价问题仅仅理解为经济问题和投资问题,也是有责任的。
13. 泛道德化是不可取的,以往对虚假道德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去道德化同样不可取。虚假道德固然有欺骗作用,但赤裸裸的反道德只能造就越来越多的贪官,越来越多的恶人。
14.有必要谈到国家认同问题。国家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固然不可取,民族虚无主义也是有害的。在有关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极左派宣传仇外思想,喜欢用阴谋论来解释问题,极右派则是以对民族的否定为能事。左右两端的偏颇,凸显出我们民族的不成熟。
15. 由于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由于法律常常被选择性地执行,在公众中出现对法律和秩序的抵触是不奇怪的。遗憾的是,有些自由派人士对法律和秩序也表现出民粹主义的态度。对于很多违规的行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同情和支持。
16.社会上出现的明星崇拜和追星热潮,也进入了本应是超然世外的校园。对于追星热潮的升级,知识分子和官方负有同等的责任。各个地方的官办庆典和晚会供养了演艺界的明星,报道两会的时候,媒体又刻意渲染明星代表和委员。与此同时,大学争先恐后地把明星请进校园,并且奉送教授头衔。
17. 现在,追星热潮已经演化为泛娱乐化的社会趋势。有些人把什么事情都当成娱乐,进而当成了儿戏。娱乐性的思维,就是弱化幻想和现实的区别,模糊因果之间关系,进而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回过头来看,旧时代主流社会远离戏班和杂耍是有道理的。
18.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本来就缺少逻辑和范畴的因素。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也没有改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改革以前,政治上的禁锢让学者不得不在前提或者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改革以后,金钱至上、学术的腐败和浮躁、学者人格的降低以及泛娱乐化的影响,使得学者的思维能力更加等而下之。其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良知和没有逻辑。
19.良知、逻辑和范畴的缺失,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利益之外,把一切事物都纳入到相对主义的陷阱之中。你说甲,他一定会和你谈乙。以前是非黑即白,然后是模糊黑白的界限,把一切事情都变成灰色。现在,很多人认为只要努力,什么结论都是可以达到的。有一些名气的人,更是不时地试一试颠倒黑白能否实现。
20.道德相对主义是可怕的。眼下,很多学者沉浸在翻案文章的写作之中。找出恶人之善,以及善人之伪之恶,已经成为一种乐趣。社会上出现的过失、错误和罪行以后,一定会有人出来质问:还有更错误和更罪恶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管?你和他谈问题,他一定会指出原因或者深层次的原因。好像有原因在,问题就可以无视了。并不超脱的中国人,在文过饰非和颠倒黑白的时候,人人都能够写出《庄子》。
21. 脱离现实又想有所作为,必然会剑走偏锋。于是,颠倒是非的已经不够了。有些人更喜欢搜罗奇闻异事和出位的人物,从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在音乐比赛中,把走调的歌手捧红,并且对其被淘汰义愤填膺。以后,就是推出拜金女、凤姐和兽兽。有人认为,这是个性的张扬。我认为,扭曲尚存的客观标准,只能让潜规则,让强权更加肆无忌惮。作为互动,则是一些地方热衷于争夺西门庆和孙悟空的故里。
22.近年来,有些知识分子在贫富大讨论、《色?戒》、汪精卫、范美忠等问题上很失策。即使不是观点上有问题,也是策略上和公共关系上的失败。同时,他们已经脱离现实,对劳工问题和房价问题视而不见,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大众。
23.有些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霸道的作风。奇怪的是,宽容和容忍,已经变成了一种十分专横的词汇。归纳起来就是:我赞扬了某人,那就是在维护他的自由。你批评他,就是干涉他的自由。还有,我讲了话,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来批评,就是限制我的言论自由,就是专制。
24.毫无疑问,不少知识分子一定是认识到自己已经不得人心了。民主,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标榜。他们认为,自由高于民主。假如民主搞不好,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不仅如此,有些人也陷入了国情论。开始,他们认为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原因,劳工的权利不能太多。现在,他们认为由于民众的愚昧,民主是危险的。可以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知识分子和官方已经不是互动的问题,他们已经合流了。
25.小结 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是在文革的乱世中长大的。他们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他们的知识是不完整的。在唯利是图的改革中,金钱进一步腐蚀了他们的人格与学识。 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倒退,使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身上充满了小市民意识、犬儒主义和乡愿作风。就在几年前,有些知识分子在和左派辩论的时候自豪地说,是我们最早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现在,这种话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有些知识分子富了,变成既得利益者,变成乍富者,当然不会关心穷人了。他们的地位、影响和学识,被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用来在诸如抄袭问题上互相照应。 没有高尚的目的,对社会没有承担,思维上没有逻辑,没有范畴的概念,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
由这样的知识分子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中国的悲剧。
20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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