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经济正处在企稳向好的关键时期

１、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后，随着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增多，回升态势基本明朗。具体地看，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政府投入力度大、动作快，政策的执行力较强。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到位率高，地方投资到位率虽然偏低，也高于平常年份。政府投资是近期经济回升的主导力量，集中体现了我们体制上的优势。据测算，如果没有中央一揽子刺激计划的拉动，这一轮调整中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低至1%左右。

二是社会投资开始跟进，增速提高。具有标志性的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主导产业销售增长加快，投资回升。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37.1%。房地产库存消化加速，投资增长逐月加快，1-7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从1-2月份的1%上升到11.6%。同期汽车产、销量分别为710.09万辆和718.44万辆，同比增长20.23%和23.38%。其中，7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同比增长52.15%和63.57%。其他领域的社会投资也开始回升。

三是消费稳定增长。原来估计经济增长下滑后，居民收入相应下降，可能会拉低消费需求。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后，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超过16%。

四是出口虽然下滑幅度较大，但剔除价格因素后，实物出口的下滑幅度在逐步收窄。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贸易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占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还在上升。据测算，1－4月，我国占美国、日本进口总额的比重比去年全年分别提高了2.3和 5.6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占欧盟的市场份额也比去年提高1.9个百分点。份额上升证明我国出口产品是有竞争力的。

以上四个方面变化，前三个属于内需，后一个属于外需。多数变化要好于预期。观察经济形势，要看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看数据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这些力量是否可持续，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换句话说，需要了解这一轮经济企稳回升的“逻辑”，据此解释已经发生的变化，预估将要发生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近期影响经济企稳回升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两个接替”，即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周期性回调影响，短时间内出现巨大需求缺口，经济快速下滑时，通过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主要是增加政府投资，去弥补这一需求缺口，使下滑减缓，并逐步趋稳，可称其为“第一个接替”。随着刺激计划多项措施的落实，经济开始回升，但政府大规模投资不可能长期持续，将会出现递减效应，由此而出现的需求缺口，要由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来弥补，后者逐步成为经济回升和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是“第二个接替”。观察二季度以来的增长变化，值得重视的第二个接替正在逐步形成。如果说在一季度时人们还担心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了。如果当前的增长态势得以保持和加强，今年实现8%或再高一点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

２、回升是不稳固、不平衡的，有一些不确定、不可持续因素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回升基础尚不牢固，或者说还相当脆弱。

从国际上看，经过危机冲击后的金融体系开始趋稳，但也不能排除出现反复。实体经济仍在下滑之中，有的国家近来出现企稳见底迹象，但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即使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如多数预测的那样在今年年底或明年的某个时候出现正增长，其复苏之路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曲折过程。复苏不可能复制原有的经济结构，将会伴随相当大幅度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如美国储蓄率上升的同时消费率相应下降。这些变化除了引起短期冲击外，还将在中长期对我国的外需空间形成结构性制约。

从国内看，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不平衡，有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所谓不稳固，是指社会实体经济投资刚开始回升，信心还不稳定；消费增长有政策支持的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就业和收入下降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可能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所谓不平衡，表现在出口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和企业复苏较慢，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的行业回升强劲；政府直接投资或支持的大企业、大项目资金充裕，广大中小企业依然融资困难等。所谓不可持续的因素，包括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不可能长期实施，随着时间推移，空间逐步缩小；去年年底以来信贷资金的大量投放，是特殊情况下的应对之策，不可能长期如此。

总的来看，对当前经济形势要有全面、准确的判断，对下一步经济回升和持续增长的困难和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继续下大气力保持初步形成、尚不稳固的回升势头，使支持回升的积极因素持续增多，回升的基础得以稳固和加强。 
    3、关注并正确应对经济回升中出现的苗头性和潜在问题，兴利除弊，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转型更好结合，提高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以后，应当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改进增长的结构和质量，在保证必要的“快”的同时，更要注重“好”。为此，需要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经济回升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和潜在的问题，珍惜并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企稳回升局面，并使之尽快进入更长一个时期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从当前情况看，需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

一是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关系。近几个月，消费增长势头不错，但投资增长仍然在企稳回升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1-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9 %，是近几年来最高的。这种状况与一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增长相对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投资增速高度相关的历史经验相吻合。在短期内经济结构基本稳定、而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实现反危机、保增长的目标，显著提高投资增速是难以回避的选择。我们已经认识到提高消费率的必要性，但这一调整的实现涉及到一系列结构性、体制性变革，是一个“慢变量”。但当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抑制，转入企稳回升通道后，投资过快增长的负面作用将会更多显露出来。特别是一些投资不是进入最终需求环节，而是中间需求环节，将会加剧本已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产能过剩。因此，如何调整投资结构，使资金更多地进入最终需求而非中间需求环节，如何使消费增长的“慢变量”适当快一点，增加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需要下一步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二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关系。扩大内需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这次危机突出显露了我们对外需依赖偏高、实体经济受冲击严重的问题。美国储蓄率提高、消费率相应下降等结构性因素，在中长期也将相应收缩我国的外需市场。因此，突出扩大内需，调整内外需比例关系势在必行。同时也要看到，危机不大可能使全球化进程停顿或倒退，反而有可能在全球性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得到深化。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样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不能也不应因危机冲击而动摇。除了调整内需与外需比例关系外，如何适应危机后的国际环境，利用好外部资源和市场，如何在对外开放这条大战线上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实质性地提升我国产品、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都应有战略性的谋划和安排。短期看，外需的趋稳和逐步回升，即使是增幅不大的正增长，对降低经济回升中的不确定性，都会起到不小的作用，也会减轻回升中对投资增长的过多依赖。

三是保增长与保就业的关系。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把保增长放在首位，是有其重要经济社会原因的。我国经济正处在快速增长加体制转型的阶段，如果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出现深度下滑，很可能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问题将会更为严重。所以，我们讲保增长，GDP的增长速度达到某个数值固然必要，更重要的是保增长背后的保就业、保社会稳定、保发展环境。同时也要看到，保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保就业。如果增长较多地体现在资金密集、用人不多的行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较多地体现在就业带动效应低的大企业、大项目，而不是就业带动效应高的中小企业，尤其是资金和资源较多进入开始形成泡沫的资产领域而非实体经济领域，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就会相应减弱。因此，应当把同样的增长速度更多、更稳定地带动就业，作为下一步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

二、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

为今后更长一个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打好基础

以上几个方面，反映的是数量和质量、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远的关系。不论是短期内渡过难关，还是经济回升后进入更长一个时期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都必须从中长期视野，高度重视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1、我国仍具备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的潜力

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均收入由不到2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按现价计算），城市化率由18%增长到46%。工业化阶段基本结束，人均收入要大体达到12000美元左右；与发达国家平均78%的城市化率相比，我国仍有3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可以这样说，我国已经大体上走过了工业化、城市化的“上半场”或“前半程”。稳妥估计，我国在今后十年左右时期仍有保持7%左右增长速度的潜力。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要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并不容易。国际范围内，连续40年保持7%以上增长率的只有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经济体。越往后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越大。我国地域辽阔，拥有13亿人口，内部不平衡经常被看成是缺点，但不同地区快速增长期的错位，可以使整体经济快速增长的时间更长一些。

从危机后的国际经济格局看，我国处在一个独特的、相对有利的位置。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事情可做，有较大的可增长空间，主要是上面说到的工业化阶段上万美元的人均收入、30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等差距。另一方面，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做事情，而且可以把事情做好，主要原因是我国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社会体系。可以预期，在危机后的国际经济格局中，我国出口产品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可以进一步增加；我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特别是新增量中的贡献可以进一步增加；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中，我国可以发挥更多建设性的作用。总的来看，我们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机遇。

同样需要清醒认识到，发展潜力并不等于现实的发展动力，更不等同于实现了的发展业绩。国际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启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固然不易，持续发展更具挑战性。尤其是当工业化、现代化进行了一段时间，需要某种类型的转型或升级时，很容易面临大的矛盾、问题或危机。有些国家却未能过好这一关，使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延缓、停顿甚至倒退。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以阿根廷为例，1913年，其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 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但到1990年，阿根廷人均收入仅为3190美元，2000年虽然升至7470美元，但7年后又降至6050美元。在亚洲，这方面的例子有印尼、伊朗等。在印尼，1966年苏哈托发动政变上台，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人均GDP由1965年的50美元大幅提高到1996年的12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增长速度虽然慢于日本、亚洲四小龙，但快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袭击下，印尼人均GDP从1300美元降到300美元，贫困人口由15％上升到50％。伊朗在1959-1960年度到1970-1971 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增长势头更猛，1972-19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1％，1973-1974 年度增长47％，1974-1975年度增长70％，也就是说，在这三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竟增长了3倍。到70年代中后期，伊朗成了世界上第九个最富的国家。然而，其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刚超过3000美元。

从表象上看，这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受阻的原因多种多样，或国内社会政治动荡乃至战争，或受到外部因素特别是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最根本的还是与它们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有关。其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增长已经跨越最初的启动阶段、传统竞争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及相应的体制未能及时作出调整，新的竞争优势迟迟未能形成，导致发展动力不足，发展进程受阻。二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政策未能随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益格局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突出，从而引发国内社会政治动荡，导致现代化过程受挫。

国际经验提供的启示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型，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踏上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在其发展途中以不同形式遇到的共性问题。基本特征是，工业化、现代化启动阶段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已有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这时必须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要素组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只有过好这一关，才能完成余下的工业化、现代化路程，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否则，很可能跌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要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观察、思考和理解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能否真正认识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性、紧迫性，在这方面能有实质性的推进，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下半场”、“后半程”这篇文章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