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文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重点强调的一个目标，而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两会”上与房价并列的热点议题。乍看这两个问题似乎是分开的，对前者的政策讨论往往落在产业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上，而对后者的讨论则强调分配合理、社会公平。

　　国民收入分配不只是社会公平问题，它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恰恰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关键所在。

　　讨论二次分配有偏题之嫌

　　收入分配，在不同场合可涵盖许多相关联但并不等同的概念。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大致可以归纳为：（1）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低且近年来有所下降（降至40％左右）；（2）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大且不断扩大；（3）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加大。

　　这三类问题之间有关系，但第一个问题主要是指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指第二次分配的欠缺，也可能包括灰色和财产收入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与两者都有关。

　　笔者发现，在讨论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时，这一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常常被简化等同为“涨工资”“调个税”等微观或二次分配问题。辩论则会更具体到最低工资、农民工工资、垄断行业工资、涨工资的长期机制 （包括增强工会作用）等。而“调个税”又主要在基尼系数和个税的起征点上争论。

　　这些问题当然存在，值得讨论和改革。然而，对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说，这些讨论偏题了。

　　国民收入分配指的是产出（或附加价值）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的第一次分配，主要就是劳动者和资本各占的比例。当然，要素还可以包括土地及土地上的资源。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是指相对于资本的总回报来说偏低，并不是指与其他人群的对比。

　　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受许多因素包括不同的组织劳动的制度（如工会）影响，然而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或称生产函数，或生产配方）决定的。也就是说，劳资双方分产出“蛋糕”的多少，主要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各占多大比例来决定。

　　如果用一个经济学里最常用的索罗增长模型来表述，产出的配方可以简化为Y=ALαKβ。这里，Y等于产出，L是劳动，K是资本，A是其他要素和技术进步， α和β是把劳动和资本结合起来的比例。

　　比较两种产品，产品1的生产需要投入4份资本、1份劳动；产品2的生产需要1份资本，4份劳动，那么产品1最重回报的分配肯定是给资本的多，给劳动的少，而产品2的分配劳动的比重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在其他前提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分配给资本的收入就高，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分配给劳动者的总报酬就多。这里指的是总收入、总回报，而不是利润率或平均工资。

　　另外，同样的增长速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所需的劳动增长（带动的就业）要少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而给资本的更多回报就可以用于迅速积累资本。

　　发展更多靠人力资本

　　理解了这一点，看看过去十几年我们的增长方式，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了：经济发展过于偏向重化工业和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可以创造高速的GDP增长，却没能带动非农行业就业的较快增加。

　　也就是说，劳动投入的增长大大慢于资本积累，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总回报就越来越低。与此相对的是，资本的收入——主要是企业收入（尤其是国企）在增加。而国企不分红或分红少，回报并没有转给全民，而是作为再投入作为资本积累，进一步巩固了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

　　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在过去的十年不断增加。一些资源型的行业包括石化、煤炭、金属、电力等占据了工业利润累计总额的四成左右。庞大的资本和资源回报被用来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及投资，包括进军其他行业， 因此造成中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型进一步增加。

　　与此同时，从2000年到2007年（不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几千万职工下岗），非农就业（包括农民工）年均增长3.4％，不仅低于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而且低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日本（约4％）和韩国（>5％）——当时两国的GDP增速均低于目前中国的增速。

　　当然，非农就业增加的缓慢也就导致了平均工资增长相对较慢。不过多数估算都认为过去十年的实际工资增幅高于年均10％，所以，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低主要是因为（非农业）劳动者人数增加不多。

　　非农就业增长缓慢，又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直接相关。诚然，城乡收入差距大，还有其他原因，包括政府投入、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差距、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等等。但是，最主要原因是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扩大。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未能更快地转移出农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更快的提高。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受到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制约，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快速提高，最主要的是靠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OECD国家发展的历程无一不是这样。相反，在非农行业就业的劳动者，因为资本密集性提高，他们人均使用的资本（机械设备）增加，劳动生产率便得以快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根据世行的估算，1990年－2007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倍，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倍，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因此从当年的4倍扩大到了现在的8倍。

　　如果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么生产率高且提高较快的非农行业，尤其是工业的劳动者收入就会提高很快，而农民的农业收入就增长缓慢。过去几年农民收入很多是靠减免税费、提高价格这样一次性的措施实现的。

　　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例，关键是要提高就业，改变增长模式。也就是说，让经济的发展更多地靠劳动者、靠人力资本来带动，而不是越来越靠资本和资源带动。

　　重启结构改革

　　为什么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增长如此资本密集呢？

　　作为一个从较低发展阶段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很自然要经历一段快速工业化时期， 也就是快速资本积累时期。近年来重工业大发展也得益于城镇化和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政府对于工业的偏好，以及相关的政策，造成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扭曲行为。

　　比如，把工业所需生产要素（土地、资源和能源）的价格控制在相对较低水平，而服务业则需支付更高的用地成本和电价；把工业发展的环境成本让居民和未来承担；对国企利润不分红而留存企业用于再投资；把资金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包括因为固定汇率而积累外汇，带来流动性的增长）以鼓励投资。

　　当然，这些又都是与GDP和工业生产作为政绩考核的最主要标准分不开的。如果不改变政策造成的扭曲，资本和劳动在生产投入中的配方比例 （经济发展方式）不动，光靠政府推动涨工资，可能对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分配影响甚微。

　　首先，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由市场决定，如果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自然会涨， 某些地区所谓的“民工荒”推动工资上涨就是一例。当然，从保障工人权益上来说，推行最低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是政府的职责。

　　其次，如果政府减少对投资和重工业的各种隐性补贴，而只推涨工资和福利成本，本来就有投资偏好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可能反而加大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入，来降低劳动成本。这么做往往可以从产业升级、做大做强等方面占领道德制高点，而扩大就业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目标就只能退居其次了。

　　那么，“城镇化”不就应该是改变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法宝吗？

　　笔者认为，如果说城镇化指的是扩大非农就业，那么它的确可以帮助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也能提高农村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但是，城镇化不仅仅是建设城镇设施和住房，因为“造城”只能提供阶段性就业。城镇化的核心是把农业劳动力长期永久地、可持续地转移到非农业行业的工作上来。核心还是改变上面所说的“生产配方”。

　　如何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下这些政策建议早已有人提出，现在正是重起结构改革的关键时刻：

　　大力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让要素成本更多地反映其相对稀缺程度。这里包括提高资源和环境税费，理顺能源价格，减少对工业企业的能源补贴，调整工业用地和商业、居民用地成本之间的差距， 逐步有序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资金成本。

　　取消和降低对服务行业的限制及税费，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服务行业参与竞争。除了传统的餐饮旅游等服务业，还应该包括供不应求的卫生、教育、养老等行业。

　　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金额，增加对居民部门的再分配，以遏制不经监督的盲目投资行为。再分配可以间接进行，首先应该着手解决历史欠账的国企和下岗工人的养老和医疗支出，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支出。这也可以刺激消费和对服务的需求。

　　在减少对工业能源和土地价格的补贴的同时，提高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贡献率、降低企业的贡献率，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以刺激就业。

　　消除政策造成的要素价格扭曲，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长期促进就业、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者收入可持续性的提升，才能支持居民消费和内需稳定持续的发展。两者密不可分。

　　作者为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